消息來源：深藍觀
2015年1月，60歲的畢井泉，出任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不出意外，按65歲退休的法定年齡，這將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后一站。
等待他的卻是中國藥監史上最尷尬的一幕：2萬余件積壓的藥品申請、排隊多年等審批的上百家藥企、近10年用不上新藥的中國人——2005年到2015年，這是整個中國醫藥產業幾近停滯的十年。
再往上追溯，是原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大權獨攬、藥品審批注冊門檻低到用錢就能敲開的地步。
僅2004年一年，國家藥監局就受理了10009種“新藥”（包含仿制藥）申請，同期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伴隨這種“瘋狂”的是，藥品審批成為了有錢就能買的“商品”。藥品臨床試驗數據大量造假，大量劣質、無效藥通過審批進入市場。在層層加價、醫院回扣中，流入百姓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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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
一個進退兩難的迷局
2015年上任國家食藥監局總局局長的畢井泉，彼時，在醫藥行業人士看來，懂經濟的他卻是一個醫藥領域的“外行”。上任之前，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再之前在原國家發改委工作多年，并沒有醫藥領域的從業經歷。
在旁觀者眼中，畢井泉開局不順：60歲的畢井泉這次就職，單槍匹馬，不帶舊部。按照當時藥品注冊審評的“龜速”，即使什么都不改，只按部就班處理積壓的2萬余件的藥品（其中近90%是仿制藥）申報，至少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一家藥企談及當時的絕望：“一年按照三、四百個號推進，再加上每年新積累的號，至少要排到十年之后了。”一想到這里，企業完全沒有了研發新藥的動力。
2015年之前，藥品臨床數據的造假，已廣遭各界質疑。而在可能造假的藥品申報數據上進行審查，不僅浪費勞動，而且依舊堵不住劣藥流入市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外行”上任剛過半年，在不增加藥監局編制、人手的情況下，竟然巧妙地進行了一場徹底的“打假”。
這就是后來被醫藥界稱為“7.22慘案”的臨床試驗數據核查公告。2015年7月22日，食藥監局發布公告，對申請上市的1622個藥品注冊申請，要求企業自查，數據不真實的要主動撤回。
在公告發布之前，有業內人士已聽到風聲，直呼不可能動得了。在一場多個部門參與的會議中，一位院士聲稱：一旦進行核查，臨床試驗數據市場至少損失500億。此外，核查牽涉藥企、大三甲醫院、知名醫生、CRO（實驗外包公司）等多個角色，“哪一個都惹不起”，上述人士說道。
“動不了”，這幾乎代表大部分藥企的態度。即便后果極為嚴重：“一旦企業被發現造假，不僅要立案調查，且三年的申請不被受理”，絕大多數藥企依舊抱有僥幸心理，還是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一個月后的8月28日，只有20%的藥企主動撤回申請。
但他們并不知道做出這一決策的幕后。有業內人士提到，曾擔任過多年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畢井泉，得到了高層對藥品安全改革的支持。
2015年5月份震動社會各界的銀杏葉提取物造假處罰事件，牽涉上百家企業，罰款上億——這是畢井泉上任后第一次、也是過去十年藥監部門第一次重拳出擊藥品安全事件，這一事件直接推動了高層的改革決心。
到了9月份，很多藥企忽覺不妙，紛紛覺得“可能是來真的了”。核查開始進入到未撤回申請的1000多種藥品的近600家臨床試驗機構承接者：包含大三甲在內的醫療機構和CRO。而且，主管公立醫院的兩大部門衛計委和總后勤部衛生部，也加入了食藥監局的核查隊伍中。
在臨床試驗機構的自查下，又有少量企業撤回申請。
2015年11月份，當食藥監局陸續把核查結果公布，數據不真實、不完整的企業和醫療機構被立案調查。當看到同濟醫院、協和醫院和301醫院等大三甲醫院，都未能幸免時，企業大規模的申請撤回潮開始，最終，有85.5%撤回。
這一舉措，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沒有人比造假者自己更了解真相，給個面子先讓你（企業、臨床實驗機構）自己撤，否則嚴懲不貸。
這一下子解決了大部分藥品因為濫竽充數而造成審批積壓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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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
中國醫藥史上的大轉折
也是在那一年的8月份，如今被稱為中國創新藥歷史上最重要的“44號文”出臺，這份全稱為《國務院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發布級別很高，由國辦印發。
一位醫藥界人士透露，畢井泉多年國務院副秘書長經驗，對各部委的協調合作深具經驗，在高層下決心嚴查藥品安全的時刻，一個能干事、敢擔責官員的出現，注定能得到最高級別的支持。
上述人士做了一個比喻：“44號文對中國醫藥史的意義，相當于中共黨史上的‘遵義會議’形成的共識”。
為政必先正名。44號文重新定義了新藥和仿制藥，把審評門檻提高。之前，不管在境外是否上市，只要未在中國境內上市的都叫做新藥，修改后，標準和美國FDA一致：此前境內外都未上市的藥，才能稱為新藥。
仿制藥也從仿制有國家標準的藥，直接提高為“原研藥”。大部分“混入”新藥的藥品，一下子喪失了專利期保護的高待遇，進入了仿制藥行業。而和國外接軌的“新藥”在審批上將一路綠燈。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2015年“722慘案”后，未撤回并通過核查的藥品只占10%——幾乎全部是外企。這讓人不敢想，之前那些通過評審的藥，質量究竟如何？44號文也一并解決了這一問題，即開啟“仿制藥一致性評價”。
同寫意創始人程增江回憶，曾開展了3年之久的“一致性評價”此前已經擱淺。
早在2012年CFDA（食藥監局）便根據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藥品安全“十二五”規劃的通知開始推動仿制藥質量一致性評價工作，指定技術力量較強的省市藥檢所分兩批選擇了75個試點品種進行一致性評價。然而3年過去了，也只公布了5個品種基于標準溶出曲線的一致性評價方法征求意見稿。
一致性評價從基藥目錄藥品品種開始。一致性評價先要找到被仿制的原研藥，這些品種大都是上市很久的“老藥”，而其中的一部分原研藥日本、歐美早不用了。而且，之前參考的是日本的體外試驗的方法，而CFDA在2015年底又明確選擇執行人體生物等效性試驗的方式，這更是增加了評價的難度。
722核查之后，官方認證的53家評審機構、醫院和試驗外包機構深陷“自查”泥沼，都不愿意做。尤其是那些大三甲醫院，依舊惱火食藥監總局722核查時的“不給面子”，并不積極。
這很可能又陷入一個執行不下去的“死局”。
據透露，當時畢井泉提出了一個建議，通過一致性評價，利好的是藥企，應該讓藥企自己出錢去做，標準由企業自己制定，監管機構只評估其合理性，而不是讓評審機構去推。
按照這個簡政放權的思路，藥企積極性也有所改善。而2016年2月，國辦發布了《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文件，規定在規定期限內未完成一致性評價的藥品，不予注冊。這下子藥企急了，不注冊，醫療機構不會用，直接等于失去了市場啊。
于是，藥企紛紛抬高價錢，自己主動去找醫療機構等做一致性評價。
有趣的是，在2015年“722核查”之前，臨床試驗數據造假盛行的時代，國內制藥企業做生物等效性試驗的花費是全世界最低的，70%的中國藥企花費在30萬以下，而跨國制藥企業的費用是300多萬元。有的藥企做一致性評價的費用不到10萬元就能做完。
打假之后，中國藥企做一致性評價的臨床試驗的費用水漲船高。一度，一例受試者的費用漲到了全世界最高——7萬元，按照最少24名、最多100-200名的受試者，費用至少100萬元以上——漲了10倍不止。
2016年、2017年兩年，資本大舉進入臨床試驗機構——一個可能的“死局”，在市場的參與下盤活了。此后，加入ICH也讓中國的臨床數據得以嫁接全球藥品監管體系，數據互通后，中國與全球的互動也多了起來。
總結來講，畢井泉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從三個方向大力促進了整個中國的創新藥行業：一是盡可能減少行政審批；二是轉變創新理念，開辟了加快審批、附條件上市等快速通道；三是堅持開放與國際接軌，讓中國的能快速走出去，進口的能加速引進來。
這是一個頂層設計牽頭、從上至下的系統性工作。那在這個過程中，整個創新藥產業端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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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創新藥：
中國第一個Me Too 藥
在中國創新藥領域，有一家不得不提的藥企，便是貝達藥業。
21世紀初，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留學生開始有建樹的時候。同期，人類與之搏斗半個多世紀的白血病治療得到重大突破——格列衛的問世，代表著以靶向藥為主的新的腫瘤治療時代的開啟。在耶魯大學讀博后的華人王印祥，也跟隨前沿大流，投身進了腫瘤和激酶的研究中。
在美國的王印祥和張曉東討論了激酶抑制劑商業化項目，并和他研究生同學、在阿肯色大學醫學院讀病理科的博士丁列明一起決定在中國創業。
但彼時，剛剛經歷人類基因組大泡沫破滅的美國市場，生物制藥急跌，并沒有多少資金來支持小型創業公司的崛起。與此同時，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與世界連接，經濟迎來跨越式大幅增長，兩年后，大批海外留學人員開始陸續回國創業，中國迎來了1978年以來的第一個“海歸”潮。
2003年，他們三人決定從美國生物科技泡沫中抽身，回到中國，創立了貝達藥業。而那個被他們帶回來的商業化項目，也就是后來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創新藥的肺癌分子靶向藥埃克替尼。
如果當時的美國醫藥市場是泡沫后的大蕭條，那么中國的醫藥環境則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
剛成立的貝達，在北京甚至找不到一座加壓反應釜（一種高危設備），因為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較敏感，危化產業需要層層審批。但如果離開北京，像申報、人才招攬等一系列事宜又不方便，后來貝達不得不把工廠選在了靠近北京的廊坊。
△早年的貝達藥業（右三為王印祥）
圖片來源：貝達藥業官網
硬件條件不足是新藥研發的第一道坎，而更難的則是當時落后的醫藥監管體系。在畢局介入之前，彼時國內的創新藥體系還是一片蠻荒之地，各種審批要么是堆積如山常年不給過，要么是拿錢開門，一年批幾萬個，在兩種極端下交替進行。
據說，當時貝達拿著埃克替尼的IND（臨床實驗申報）材料去找藥審中心的人員，參與評審的專家還詫異道：“國內還有這樣的公司去做這樣嚴謹的科學項目？”作為第一批真正做研究的公司之一，貝達像一片蠻荒里稍微正常的那個，所以貝達拿到臨床批文的速度，居然還挺快。
但是，當貝達真的去做臨床時，另一個問題又來了。
在“722風暴”之前，臨床基本都是“走過場”，藥企為了和原發改委打價格游擊戰，都是同一種藥，卻紛紛在品種和規格上下功夫，臨床研究機構（醫院）也大都習慣了這種“低價值”的臨床研究，索性在做項目的時候啥也不看，只認研究方品牌。
所以，當貝達拿著臨床批文去找北京的某大三甲醫院時，醫院倫理會直接嗆了一句：“我們不接不靠譜的小企業的課題”。貝達再三堅持，埃克替尼項目才得以繼續進行。
后來，因為是第三個一代EGFR-TKI，埃克替尼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出來的產品，如果需要去和原研藥競爭，必須做一些差異化的東西出來。于是，貝達便選擇了頭對頭實驗，拿阿斯利康的吉非替尼做對照組。
頭對頭最大的問題在于成本和風險，彼時的吉非替尼賣給患者還有商保和贈藥項目優惠，但藥企做臨床全部是原價購買，無償提供給受試方。而且，一旦最后做出來效果不如別人，基本上是花大錢卻“為他人作了嫁衣裳”。
貝達藥業頂著巨大的壓力強行上了三期臨床。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來自美國的一筆風投資金決定撤資，這差點成了壓死貝達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后來，杭州市政府如何在危難中拿出1500萬資金，以及國家重大專項創新藥專項基金等等力量幫助貝達渡過難關，這些都已是老生常談了。
貝達的困境，背后是資本力量的缺失。
如果把藥品按技術含量來分類，仿制藥屬于照抄，技術含量不高，只是需要規避專利問題；Me too類藥品，即指在別人的基礎上進行模仿創新，需要懂結構化學和藥理學的人才來攻克，技術含量中等；而真正的FIC（First in Class，原創新藥），則是指市場上完全沒有的，技術含量較高。
如果是在今天，即使是艾森醫藥這種歷經審批停滯、銷售團隊解散、競爭對手反超等一系列負面消息后，仍有Sorrento Therapeutics（一家美股上市生物藥公司）這樣的企業來兜底。而08年的Me too藥，基本和如今的FIC意義類似，卻找不到一家本土資方來買單。
2008年以后，“重大新藥創新”科技專項正式啟動，在兩個五年計劃里慢慢鋪墊引導，一共233億的總投資，3000多個課題落地，算是對整個創新藥行業起到一個引領和示范作用。
但一位匿名人士評論道，如果用現有的藥品評審中創新藥的標準去衡量埃克替尼這個項目，不見得一定能批，后來的衛生部長“兩彈一星”的稱贊，更多是針對這個創新藥專項計劃的。
因此，從結果上來看，除了貝達的埃克替尼，恒瑞的阿帕替尼，以及康弘的康柏西普這些能叫的出名的藥品，在“重大專項”的支持下，大多數產品并沒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作為投資方，國家隊能做的也只是引領，真正能帶動飛輪轉起來的，還得靠整個產業本身。
而2011年創立的百濟神州，是第一個把資本和產業結合起來的創新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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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入場：
百濟神州和后來者們
從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國內頂級的生命科學研究機構之一）出來的原所長王曉東，找到了生物醫藥商業運作老手歐雷強，在2011年創立了百濟神州。
2011年這個時間節點很重要。中國的第一批VC剛剛在互聯網行業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這既給國內的一級市場輸送一大批專業投資人才，也讓全世界知道了一件事：在中國這個逐漸崛起的新興市場里，有整個時代可以去掘金，于是，高瓴、紅杉，經緯等等一系列叫得出名字的基金，紛紛下場。
王曉東和歐雷強也很快拉到自己的第一批融資，領投方便是剛剛因京東一戰成名的高瓴資本，4500萬美元的大手筆讓整個行業都看在眼里。但彼時剛剛啟動新醫改的中國，對于創新藥仍處在探索階段，頂層和產業并沒有找到一條合適的發展路徑。所以，百濟的主要戰線也是在美國。
△同為河南老鄉的張磊和王曉東（左二和左三）
圖片來源：鄭州晚報
那時國內的創新藥審批，從提交到上市基本都要個三五年，恒瑞的阿帕替尼更是交了10年都沒有消息。所以，要想和貝達一樣，等到創新藥企自身造血，對于這家從華爾街走出來的中國藥企，顯然有些太慢了。
于是，從2014年開始，百濟的融資就沒停過，先后7次融資，總額接近300億人民幣，按照當前一級市場平均規模，這個數字可以再造十家新的Biotech。就這樣，百濟成了生物醫藥行業里的一個標桿，而就在百濟神州一步步往前邁進中，舞臺下的玩家們也開始躁動起來。
2012年前后，一邊是信達、君實和再鼎康方等藥企創始人因為看到中國成功渡過金融危機后的種種機會，紛紛回國。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后回國的那批“海龜”，做創新藥研發已10年——正好是出成果的時期。
另一邊是紅杉君聯啟明華蓋禮來亞洲等基金逐步跑馬圈地，而就在資金和產業互相“相親”時，畢井泉的上臺，則把所有關注創新藥的人一下子拉到了聚光燈下。
突然，大家發現以前三五年出不了結果的項目，可能馬上要上市了；以前政策層面的不確定，如今全部出清；以前擔心沒人接盤的項目，如今都成了香餑餑。以前產品的估值，如今也都翻了倍。
所有關注創新藥產業的人，一下子發現，原來整個行業可以如此的清晰明朗，大家都知道怎么去做好一個項目，怎么去推動它上市，怎么去找到資本更好地作“陪襯”。
就這樣，貝達點著了一個火苗，百濟搬來了柴火，而藥監局主導的創新藥審批改革，則一陣風徹底引燃了整個創新藥行業。
在資本、產業和監管三個方面的共振下，醫藥領域重新煥發了久違的生機。
2018年，國產的PD-1的上市和兩大交易所的科創板對未盈利生物藥企的開口，對于資本來講，這意味著新的資金退出渠道出現，他們投向創新藥企的錢，能夠更快的變現。于是，整個資本和產業端，在證監會的“安利”下，一起將創新藥行業推向最頂峰，整個創新藥領域一時風光無兩。
也是在這一年，畢井泉因為長春長生狂犬疫苗造假事件而離開食藥監機構。和三年前大家冷眼旁觀不同的是，他離任之際，醫藥圈人士紛紛發表懷念他開啟的一系列改革。
一位圈內人士感嘆，畢井泉在食藥監局任職只有短短4年的時間，卻開啟了中國醫藥創新的一個時代。
畢井泉主導的藥品供給側改革暫時告一段落，但對于整個創新藥行業來講，新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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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
從Me Too 到We Too的資本游戲
畢井泉牽頭的創新藥改革，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發自國辦和中辦，這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的是高層意志。
于是2015年之后，在政治錦標賽下，各地政府的生物醫藥園區紛紛建立，從土地到稅收，從工廠到設備都給予初創企業一系列優惠。與此同時，各地也開始搶人大戰，紛紛對海歸人才許諾：如果回國即給安家費、啟動資金。
△蘇州Biobay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于是，在資本和地方政府的催促下，大量生物醫藥人和投資人選擇自己做公司，自己當老板。曾是貝達藥業董事會的杜瑩，就是這波浪潮中的一員。
2012年，和李嘉誠一起創辦了和黃醫藥的杜瑩，跳槽去紅杉資本，專投醫藥領域。第二年，借著紅杉的背景高調投資貝達藥業，杜瑩也成了貝達的董事會一員。但剛投完貝達的杜瑩，在第二年的2013年又創辦了再鼎醫藥。
和大多數帶著項目從歐美頂級實驗室回國的生物醫藥人才不同的是，杜瑩并沒有直接從實驗室的源頭找創新藥產品。有過藥企創業經歷、并且長期和資本打交道的她，非常清楚在中國怎么做新藥，她選擇直接從小型生物藥企里直接購買成熟產品。
2016年，再鼎開啟了一條后來被廣泛效仿的“license in”（產品引進）之路：它從美國生物公司Tesaro那里拿到一款Parp抑制劑分子（卵巢癌藥物）的中國區開發權，很快2019年便在中國上市；18年從NOVOCURE拿到一種腫瘤電場治療的中國區權益，兩年后商業化落地；19年從Deciphera那里拿到KIT抑制劑瑞派替尼（胃腸間質瘤二代藥）的權益，直接做了一個橋接實驗，第二年便獲批。
在畢井泉牽頭的審批加速改革后，杜瑩找到了一條全新的商業模式：在資本的幫助下，利用license in模式快速引進早期管線，然后利用國內的大規模患者群和成熟的CRO公司，快速推進臨床、商業化，然后談判進醫保——賺中國和海外的“效率差”的錢。
杜瑩在這種模式上繼續深化，買入早期管線，在國內快速開發后，再授權給海外公司商業化，之后再重復這一過程，不斷復制，不斷循環。這套模式在業內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也被稱為再鼎模式。
這種親自牽頭，借助風險資金啟動，然后利用CRO和中國國情快速孵化，逐漸成了主流。這種也被稱為VIC模式（Venture Capital，Intellectual Property、CRO）。
但是，杜瑩好歹是醫藥人的離職創業，后來有兩家基金直接親自下場，將這種模式玩到了極致。一個是通和毓承孵化出的歐康維視，另一個是康橋資本孵化出的云頂新耀。
通和毓承的總裁兼創始人陳連勇在2018年2月成立歐康維視，除了自己出錢，也拉來了禮來亞洲、淡馬錫、博裕等知名機構作為基石投資者，公司的主要管理層也都是毓承系主導，找來了日本老牌眼科公司參天藥業的團隊，license in兩款眼科用藥后便運營了下去。很快，歐康維視兩年后便在港交所掛牌。
同樣的戲碼也在云頂新耀身上發生。公司的第一個員工是康橋基金的董事總經理，第一個產品是康橋幫忙引進的，CFO、COO、CBO都是康橋基金的員工，甚至連云頂新耀這個名字都是康橋取的。2017年注冊，2020年便登陸港交所。
這種模式的好處就是一個字，快！
科學家團隊不用操心資金來源，臨床推進快、license in快、決策流程快，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上市快：相比于傳統創新企業幾十年才出一個成果，然后等獲批，等上市，在這種模式下，各個利益相關方能以最快速度退出，完成資產變現。
于是，在這種新模式下，創新藥也從原來的每年若干個，開始變成批量地往藥監局送。
但成藥靶點是有限的，治療的疾病是有限的，臨床受試患者是有限的，醫保資金也是有限的……
于是，這幾年也可以看到一系列怪狀：世界前沿的新藥PD-1，光一個中國就報了120多個；各大臨床研究中心（醫院）腫瘤患者不夠用了；醫保砍價動輒一砍就是80%以上的價格降幅。“低水平重復”開始成為整個創新藥行業的代名詞，以前講的Me too也開始變成We too。
一位業內人士痛心疾首，他認為：“License in模式逐漸被玩壞，變成了賺錢工具，大家不是通過這個東西去做新藥，而是為了快速套現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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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如何找尋源頭創新？
當Me too變成We too之后，“創新”已經被常常掛在嘴邊時，整個市場也開始找一些更具有稀缺性的東西。于是，在中國的患者還沒有普遍享受到全球最前沿的新藥時，還剛剛從“無藥可用”、“印度代購”的戲碼中脫離出來時，整個市場又開始喊著要First In Class。
但是，新藥在中國依舊沒有找到真正的源頭。新藥研發的勝地，是波士頓，那里有麻省理工、哈佛等世界頂級學術機構，新藥是從基礎研究里誕生的。開發新藥像是擰一個幾乎擰不動的水龍頭，而如今，在中國，大家都想用桶來挑。
此時，從國外License in來的項目，已被炒的水漲船高，最初，幾百萬人民幣就可以買到，現在好項目飆升到數千萬美金，而可以License in來的項目也越來越少。
不過，整個中國創新藥體系的飛輪已經轉起來了：制藥企業要生存；基金投資要翻倍；醫院要課題；CRO要增長；各地政府也在拼命的建造各種生物醫藥產業園……
針對FIC的源頭創新，從廟堂到江湖，也已開啟：從人大代表的提議，到以西湖大學為代表的機構，都在強調基礎研究以及轉化的事宜。而另一邊，除了針對國內市場，這兩年一些創新藥企license out和國際化的項目也越來越多。
整個體系已幾近實現自轉，在一步步加速代謝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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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中國創新藥的未來
2015年，在貝達藥業成功開發了埃克替尼的王印祥，離職創立了加科思藥業。公司誕生之際，便是整個創新藥改天換地的時候。
曾經的先行者王印祥，還是選擇老老實實地做藥。
王印祥選擇了SHP2這樣一個靶點，這個冷門靶點，但卻是在PD-1下游起到關鍵作用的一種物質。作為一種基礎抗腫瘤通路，整個中國扎堆追求PD-1的有100多家藥企，但是選擇其上下游的作為開發方向的卻不多。
這種設計就好比所有人都在想著如何做出一個更好吃的蛋糕，而王印祥選擇去做一個保溫增香的盤子。它贏得了跨國巨頭艾伯維的青睞：加科思最終以10億美元的金額“license out”了這款藥，這是來自全球一梯隊制藥力量對其研發成果的背書。
畢井泉離開藥監局的那一年，國家醫保局正式誕生，藥界的規則再次改寫。從此，每年一度的創新藥醫保談判便提上了日程。納入醫保的創新藥，價格大幅降低。也極大的壓低了創新藥企的利潤。
于是國內創新藥企，開始談起國際化，把商業化方向放到了高藥品定價的歐美國家。而加科思的這筆交易，無疑也成了中國藥企邁向國際的濃墨重彩的一筆。來自中國的力量也在逐漸生長中。
而就在上周五，國家藥監局發布了腫瘤藥研發指導意見，規定“新藥研發應以為患者提供更優治療選擇為目標”，從臨床實驗審批環節給me too藥加了一道繩索。除了支付端的引導，頂層設計從供給側出發，也在一步步糾正整個中國創新藥的前進方向。
從畢井泉的改革算起，中國的創新藥行業真正的蓬勃發展也僅僅六年，但這六年里，從抗體藥申報不超過兩位數，到如今PD-1、ADC甚至雙抗和Car-T這種前沿新藥每個都有上百家布局；從原來一款項目不過幾百萬人民幣，到如今一個deal幾千萬美元；從之前的外企走進來，到如今本土走出去……
六年，不過是歷史長河里的一瞬；但這六年，對于中國的醫藥行業已是滄海桑田。
無論是踏實做創新的，還是燒錢做突破的，亦或是搭臺組資本局的，以及守正出奇的，他們都在這六年里刻上了自己的印記。而對于未來來講，這六年，又僅僅是一個開始。
而我們的創新藥的故事，也仍將繼續。